从崇祯之败看天道并不酬勤
崇祯的计划是做中兴之主，确实也为中兴之目标制定了计划，做出了行动，付诸了艰辛的努力，《明史》有言“不迩声色，忧劝惕励，殚心治理。”屈大钧有诗“先帝宵衣久，忧勤为万方”，但天道似乎并不酬勤，思宗最后仍然是用一白绫向十七年执政做了最终了断。
近观《谁主中原》，再次看到了大明王朝之亡与崇祯之败，这部片子的“史书”氛围要远弱于《康熙王朝》。关于崇祯，众皆晓之；其之结局，多情者亦多；其勤勉治政，亦是史载累累，为人所称道，即使是清张廷玉修《明史》也不得不承认这点。
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出生，父朱常洛（即明光宗），母刘氏，1614年薨，时崇祯三岁。1622年，崇祯十一岁时受封信王，1627年，其兄天启皇帝朱由校病逝，遂继帝位，年十六。时明帝国因为小冰河期，天气异常寒冷，灾荒频发，阉党乱政，民不聊生，而以满清为主的外敌时时扰边，征战时时发生，可谓是内忧外患。《明史》卷二十四·本纪第二十四载：“然在位十有七年，不迩声色，忧劝惕励，殚心治理。”
从1627年到1644年，崇祯称帝天下十七年，“帝承神、熹之后，慨然有为。即位之初，沈机独断，刈除奸逆，天下想望治平。”在剪除阉党之后，十数年间杜嬉乐，远女色，衣无珍巧之修，器无金银之饰，勤勉自励，宵衣待旦，未敢有一日懈怠，兢兢业业，谋求中兴。最终不得不做亡国之主，概殉国难，以“朕凉德藐躬，上干天咎，致逆贼直逼京师，皆诸臣误朕。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，无伤百姓一人。”（《明通鉴》第九十卷）这样的遗诏为其十七年帝王生涯做了了断。
岭南派诗人屈大钧曾有诗：先帝宵衣久，忧勤为万方；捐躯酬赤子，披发见高皇。风雨迷神路，山河尽国殇；御袍留血诏，哀痛何能忘。
观其一生，何其悲乎，又何其壮哉，勤勉任事，而事多无为；宵肝夜食，而败笔连连；多方筹划，而成效难显。天道不再酬勤似乎在崇祯这里显得颇为明显。至其殉国之时，犹控诉“此皆诸臣误朕”，殊不知：误君者，君也，非诸臣也；亡君者，君也，亦非天下也。
其实，天道酬勤本身没有错，只是在竞争者都很勤劳的情况下，那么逐鹿的优势就在于战略、团队、能力、执行力等方面了。所以这么讲来，天道也是不一定酬勤的。
其一，崇祯在执政期间，将过多的时间投入了杂务，没有抓住重点，左支右绌，疲于奔命，漏洞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就如同补一面使用多年的旧锅，补这个漏洞，很快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缺口，一个接着一个地缝补下去，如果遭遇强大的外力予以打击，则很快就会破碎，当时的明朝无疑于一面疮痍四处的烂锅。补烂锅之法最好的法子是什么，鹰飞道扬认为将烂锅作为原料进行冶炼，再补充新材料，再造一口新锅，也可以名之为“休克疗 法”、激进变革，抓住核心问题穷追猛打，而对疥癣之疾不妨暂时忍耐之、观察之、监控之、约束之。
其二，崇祯一直未能建立起核心的管理团队，包括军政商三部分，军队方面既用之又疑之，杀之又缺乏得力的接任者，出现严重的断层，导致丧失毛文龙、袁承焕、洪承畴等善于征战的大将后，难有得力干将统筹各路兵马。同时，朝庭建立的核心文官管理团队不得力，而且忠诚度与执行力都有问题，崇祯继位后，朝庭高级文官队伍多为阉堂安插党羽，如周延儒等辈贪生怕死，难任大事，却又好权力争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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